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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-01-05, 01:50 PM
贫穷和饥饿
在朝鲜“苦难的行军”时期，人民生活的困苦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粮食短缺，基本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。人们在生死线上挣扎。
那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新义州去。新义州的饭店很少，我们只能在海关旁边的一个饭店吃午饭。而这个饭店每天中午永远都是煎牛肉。这是朝鲜风味的一种吃法。就是在一个平底锅上放点油，在上面煎切好的生牛肉。然后蘸调料吃。再有的就是朝鲜泡菜。主食是朝鲜冷面或米饭。这种东西偶尔吃一次还可以，每天都吃就不行了。到后来几乎闻到牛肉的味道就要吐了。在那里吃饭一般都是朝鲜客户请我们。他们带支票就可以结算，而且价格很便宜。如果我们自己结帐，四个人吃一顿煎牛肉，大约需要50-60美圆，贵的令人咋舌。但是又不能回去吃饭，虽然一分钟就能回国，可来回海关检查的手续烦琐，要耽误很长的时间。
为了解决中午的吃饭问题，我们就经常去熟悉的华侨家里吃饭。那时候朝鲜海关管理还不是很严，我们可以开车到华侨家里去。新义州的华侨都做些边贸生意，因此都很富，家里吃的用的都是从国内带过去的，应有尽有。在华侨家里吃饭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，想吃什么都行。
一次我从华侨家里吃饭出来，看到一个场景，令我吃惊。华侨家住的是平房，有一个小院子，大门外的路旁有一条排水沟。华侨家的下水也流到这个排水沟里。时间长了下水流出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水坑。一些食物的残渣就会沉淀在那里。我走出大门，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用手在小坑里捞那些食物残渣，然后送进嘴里。那人看见我出来连忙用手搽嘴。手上的污泥反而把脸也弄脏了。他低着头要离开，我喊住他，转身回到华侨家里，拿了两个馒头递给他。他看见馒头双手接过去，一面哭一面说着感谢的话，向后退着深深地鞠躬，退出去十几米后才转身离开。看着他的背影我的眼睛也湿润了。
我的翻译郑先生是个朝鲜族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到了中国，叔叔还留在朝鲜新义州。他在做外贸以前也从来没有到过朝鲜，只知道朝鲜还有个婶婶和堂兄妹。我们每天出入海关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围栏外面有一些人站在那里翘首张望。这些大都是在中国有亲戚的朝鲜人，他们期待着能遇到他们的亲戚，或者能给中国的亲戚捎个口信什么的。这里面就有郑翻译的堂弟。他有闲暇就到海关门那里去站着，希望能遇到亲人。也不知道站了多少天，有一次，从来没见过面的堂兄弟终于碰面了，堂弟大哭，说这下可有救了。
郑翻译把他的堂弟介绍给我，他是一名船员，每月工资100朝鲜币。在当时朝鲜的工人当中算是很高的工资了。可100元朝币在民间的兑换价只相当于我们5元人民币。在新义州的黑市上仅仅可以买2斤大米。看他面目黝黑，眼窝深陷就知道处于极度的营养不良之中。此后，我们每次过江都要给他和他的家人带一些吃的东西。有一次我问他什么东西可以在黑市上卖好价钱，他说香烟。我第二天买了两箱红玫瑰香烟，送给了海关一箱，另一箱送给了堂弟。
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，堂弟在海关大门前等到我们。要我一定要去他家吃一顿饭。他说为了这顿饭，筹备了好长时间。他年迈的母亲冒着被抓的危险，到义州的亲戚家去弄了点糯米。要给我做一点打糕吃，表示他全家的谢意。朝鲜人从甲地到乙地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，必须由警察部门开通行证，没有通行证随便走动抓住就可能坐牢。我说真的不必冒这么大的危险去为我准备一顿饭。他说你给我的一箱香烟，我一盒卖了50朝币，一共卖了2万5千朝币，等于我20多年的工资了，我们家把你当作了救命恩人。我告诉他，这烟在中国每盒是5角钱，两箱500元。我每天过来都差不多要花这么多钱来救济难民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尽管他是真情实意的请我，我还是没去吃那顿饭。因为在朝鲜，如果朝鲜人私下里和中国人接触就会被国家安全局的人调查，很可能为这一顿饭就会给他
全家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。
朝鲜的儿童很可爱也最可怜，普通家庭的孩子根本吃不到糖果饼干之类的食品。孩子病了，妈妈背着孩子到华侨家里花5元钱买一块糖给孩子吃。或者花一块钱买一粒糖精回家化点甜水给孩子喝。
我的一位姓桂的同事也是朝鲜族，他的姐姐和弟弟在新义州。稍信过来说，快点来吧，再不来我们就要饿死了。老桂急忙申请探亲。以做贸易的名义带了一吨大米和各种日用品。过朝鲜海关的时候大米被克扣的只剩了几百斤。这对姐姐弟弟全家来说也是救命的粮食。姐姐的小孙女整天围在舅爷身边，生怕舅爷走了。孙女说舅爷来了就有米饭吃，走了就没有了。老桂返回的时候，身上穿的西装、衬衣、皮鞋都被亲属要去了，他穿着裤衩背心。穿着拖鞋，身上套了件风衣回来了。
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，朝鲜的民众并不抱怨政府。他们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。是美国封锁我们，使我们这么困难。朝鲜的普通老百姓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。他们只能收听到自己的广播和电视。我曾和一个老者交谈，我说你生活的怎么样，他说：我们的生活就象天堂一样，都是慈父领袖给我们带来的幸福……。
蒙昧的国民
朝鲜的老百姓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天堂里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他们的收音机没有短波，只能收听到平壤台的广播。电视机的频道是固定的，也仅仅能够接收平壤电视台的节目。电视和电台的主要内容就是歌功颂德。歌颂伟大领袖金日成的丰功伟绩。把一切好的事情都归功于伟大领袖。早在上世纪70年代，担任中央文化艺术部长的金正日就创立了无矛盾冲突的主体艺术，利用各种文艺形式颂扬金日成。80年代，金正日又系统总结了金日成的自立、自主、自卫的主体思想，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。
再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。他们把遇到的一切困难都归罪于美帝国主义。他们利用这种宣传缓解国内的矛盾，挑起国内人民对美国的愤慨。
朝鲜没有经过政治动乱，自1948年建国，50多年来他们严格控制意识形态，不间断地向他的人民灌输一种思想，使得老百姓对领袖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
每个朝鲜人都必须佩带金日成的像章，而且以能够佩带这个像章为荣。带像章也是有等级的，级别越高带的像章越小，越精致。我曾被赠送过一枚金日成的像章和一套中文版金日成回忆录。说是对朝鲜的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。
我过他们海关之前就把像章带上，海关人员问，你怎么会有我们伟大领袖的像章？我说，是你们国家赠送给我的呀。他们肃然起敬，从此不对我搜身。而对其他人往往就象上飞机进行安检那样严格。后来才知道，那种样式的像章只有他们国家安全部的人佩带。
在朝鲜看电影，如果镜头上出现了金日成的镜头，全场会立即起立鼓掌。和贸易人员如果谈起他们的伟大领袖，你会发现他们眼睛里马上都会闪出泪花。他们说是领袖给了我们一切。他们把金日成称为父亲，金日成的生日为太阳节。你接触任何一个朝鲜人，对慈父领袖的感恩之情都会溢于言表。
1994年7月8日，金日成去世了。2200万朝鲜人好象天塌下来了一样。我们外贸公司向朝鲜的平壤、新义州等地运送了大量的鲜花。一时间丹东的花店和当地种植的鲜花全部售罄。只好从广州空运鲜花。我也随丹东各界到新义州进行吊唁。只见新义州站前广场，金日成的塑像前，鲜花堆积成山，成千上万的朝鲜民众在塑像前跪拜，哭声连成一片。担架队不断地往外抬哭晕过去的人。救护车繁忙地穿梭。这场面大概只有在朝鲜才能看得到。
除了正面的灌输引导还有严酷的法律。朝鲜的任何部门、任何单位都会有国家安全部的派驻人员。我们进行商务谈判，国家安全部的人也会参加旁听。因此我们在谈判时从来不谈论政治问题。朝鲜还实行保甲连坐制度，如果你听到别人说对政府的不满言论不报告，也要受到连坐。据在朝鲜的华侨讲，哪个人如果今天说了对政府不满的话，一夜间这一家人就失踪了。具体被送到了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。朝鲜在经济极度困难，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情况下，居然没有人说一个不字，与他们严格地控制舆论和严酷的刑律有关。
个别的人饿的实在不行了，觉得横竖是死，也有铤而走险越境跑到中国的。但朝鲜在中国的耳目也很多，他们一旦知道这个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，就会照会中国边防。中国边防根据两国之间的协定，只能把越境的朝鲜人送回去。在朝鲜，越境出逃就是叛国罪，要处以死刑。来接人的警察不用手铐。过来后就用8号铁丝从逃跑者的手心穿过去，把手绑在一起押回去。回去后，要把叛逃者的亲属和邻居都召集在一起，让他们亲眼看着把这个人绞死或者枪毙。
在丹东有个中朝合资兴办的酒店。酒店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是从朝鲜派来的漂亮姑娘。他们在朝鲜都受过大学教育，人人会说中文，各个能歌善舞。既温文而雅又活泼可爱。面对这群宛如天仙的朝鲜姑娘，不知道多少大款垂涎欲滴，想各种办法要把她们弄到手，可没有一个得逞的。那些朝鲜姑娘给多少钱你也领不走。原因是她们都是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的坚定分子才派出国。另外，如果她们有了不轨的行为就会受到严惩，如果她们叛逃了，她们留在国内的全家人都会遭殃。
即使朝鲜的外交人员，夫妻都在国外，孩子也要留在国内，叛逃了留在国内的人质就遭殃了。
在朝鲜，能派出国的都是国家非常信任的人。出国回去后，要经过长达一个月的集中洗脑。他们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只能烂到肚子里。
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平壤国家级商社的朴科长，这个人很年轻，30岁出头，他第一次出国。入境后我请他吃饭。一顿饭没吃完，就开始腹泻了，连续上厕所。原因是他平时吃的都是咸菜，肚子里没一点油水，冷丁吃了这么多油腻的东西，胃肠接受不了。等住到一个星期，气色就变过来了，脸也红润有光泽了。
我给了他5000元人民币，让翻译带他到商店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。翻译回来和我说：那朴科长到商店一看就傻眼了，中国怎么这么多东西呀？他感慨地说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决不会相信中国现在物质这么丰富。因为他们平时听到的对中国的宣传根本不是这个样子。他看见我们的居民都把自行车放在楼下，晚上也不搬到屋里去。就问：晚上自行车也不往回拿，不怕丢吗？我的翻译说：我们这里现在谁偷自行车呀，都偷汽车。朴科长哦了一声说，大概这就是共产主义吧。
我的公司就在鸭绿江边上，星期天这个朴科长坐在江边的台阶上，望着对岸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呆，足足坐了一个上午。我问他在想什么，他说：我在想，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穷呢？我笑着说；这个问题只能让你们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同志来回答。
在朝鲜“苦难的行军”时期，人民生活的困苦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粮食短缺，基本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。人们在生死线上挣扎。
那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新义州去。新义州的饭店很少，我们只能在海关旁边的一个饭店吃午饭。而这个饭店每天中午永远都是煎牛肉。这是朝鲜风味的一种吃法。就是在一个平底锅上放点油，在上面煎切好的生牛肉。然后蘸调料吃。再有的就是朝鲜泡菜。主食是朝鲜冷面或米饭。这种东西偶尔吃一次还可以，每天都吃就不行了。到后来几乎闻到牛肉的味道就要吐了。在那里吃饭一般都是朝鲜客户请我们。他们带支票就可以结算，而且价格很便宜。如果我们自己结帐，四个人吃一顿煎牛肉，大约需要50-60美圆，贵的令人咋舌。但是又不能回去吃饭，虽然一分钟就能回国，可来回海关检查的手续烦琐，要耽误很长的时间。
为了解决中午的吃饭问题，我们就经常去熟悉的华侨家里吃饭。那时候朝鲜海关管理还不是很严，我们可以开车到华侨家里去。新义州的华侨都做些边贸生意，因此都很富，家里吃的用的都是从国内带过去的，应有尽有。在华侨家里吃饭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，想吃什么都行。
一次我从华侨家里吃饭出来，看到一个场景，令我吃惊。华侨家住的是平房，有一个小院子，大门外的路旁有一条排水沟。华侨家的下水也流到这个排水沟里。时间长了下水流出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水坑。一些食物的残渣就会沉淀在那里。我走出大门，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用手在小坑里捞那些食物残渣，然后送进嘴里。那人看见我出来连忙用手搽嘴。手上的污泥反而把脸也弄脏了。他低着头要离开，我喊住他，转身回到华侨家里，拿了两个馒头递给他。他看见馒头双手接过去，一面哭一面说着感谢的话，向后退着深深地鞠躬，退出去十几米后才转身离开。看着他的背影我的眼睛也湿润了。
我的翻译郑先生是个朝鲜族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到了中国，叔叔还留在朝鲜新义州。他在做外贸以前也从来没有到过朝鲜，只知道朝鲜还有个婶婶和堂兄妹。我们每天出入海关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围栏外面有一些人站在那里翘首张望。这些大都是在中国有亲戚的朝鲜人，他们期待着能遇到他们的亲戚，或者能给中国的亲戚捎个口信什么的。这里面就有郑翻译的堂弟。他有闲暇就到海关门那里去站着，希望能遇到亲人。也不知道站了多少天，有一次，从来没见过面的堂兄弟终于碰面了，堂弟大哭，说这下可有救了。
郑翻译把他的堂弟介绍给我，他是一名船员，每月工资100朝鲜币。在当时朝鲜的工人当中算是很高的工资了。可100元朝币在民间的兑换价只相当于我们5元人民币。在新义州的黑市上仅仅可以买2斤大米。看他面目黝黑，眼窝深陷就知道处于极度的营养不良之中。此后，我们每次过江都要给他和他的家人带一些吃的东西。有一次我问他什么东西可以在黑市上卖好价钱，他说香烟。我第二天买了两箱红玫瑰香烟，送给了海关一箱，另一箱送给了堂弟。
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，堂弟在海关大门前等到我们。要我一定要去他家吃一顿饭。他说为了这顿饭，筹备了好长时间。他年迈的母亲冒着被抓的危险，到义州的亲戚家去弄了点糯米。要给我做一点打糕吃，表示他全家的谢意。朝鲜人从甲地到乙地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，必须由警察部门开通行证，没有通行证随便走动抓住就可能坐牢。我说真的不必冒这么大的危险去为我准备一顿饭。他说你给我的一箱香烟，我一盒卖了50朝币，一共卖了2万5千朝币，等于我20多年的工资了，我们家把你当作了救命恩人。我告诉他，这烟在中国每盒是5角钱，两箱500元。我每天过来都差不多要花这么多钱来救济难民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尽管他是真情实意的请我，我还是没去吃那顿饭。因为在朝鲜，如果朝鲜人私下里和中国人接触就会被国家安全局的人调查，很可能为这一顿饭就会给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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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鲜的儿童很可爱也最可怜，普通家庭的孩子根本吃不到糖果饼干之类的食品。孩子病了，妈妈背着孩子到华侨家里花5元钱买一块糖给孩子吃。或者花一块钱买一粒糖精回家化点甜水给孩子喝。
我的一位姓桂的同事也是朝鲜族，他的姐姐和弟弟在新义州。稍信过来说，快点来吧，再不来我们就要饿死了。老桂急忙申请探亲。以做贸易的名义带了一吨大米和各种日用品。过朝鲜海关的时候大米被克扣的只剩了几百斤。这对姐姐弟弟全家来说也是救命的粮食。姐姐的小孙女整天围在舅爷身边，生怕舅爷走了。孙女说舅爷来了就有米饭吃，走了就没有了。老桂返回的时候，身上穿的西装、衬衣、皮鞋都被亲属要去了，他穿着裤衩背心。穿着拖鞋，身上套了件风衣回来了。
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，朝鲜的民众并不抱怨政府。他们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。是美国封锁我们，使我们这么困难。朝鲜的普通老百姓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。他们只能收听到自己的广播和电视。我曾和一个老者交谈，我说你生活的怎么样，他说：我们的生活就象天堂一样，都是慈父领袖给我们带来的幸福……。
蒙昧的国民
朝鲜的老百姓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天堂里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他们的收音机没有短波，只能收听到平壤台的广播。电视机的频道是固定的，也仅仅能够接收平壤电视台的节目。电视和电台的主要内容就是歌功颂德。歌颂伟大领袖金日成的丰功伟绩。把一切好的事情都归功于伟大领袖。早在上世纪70年代，担任中央文化艺术部长的金正日就创立了无矛盾冲突的主体艺术，利用各种文艺形式颂扬金日成。80年代，金正日又系统总结了金日成的自立、自主、自卫的主体思想，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。
再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。他们把遇到的一切困难都归罪于美帝国主义。他们利用这种宣传缓解国内的矛盾，挑起国内人民对美国的愤慨。
朝鲜没有经过政治动乱，自1948年建国，50多年来他们严格控制意识形态，不间断地向他的人民灌输一种思想，使得老百姓对领袖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
每个朝鲜人都必须佩带金日成的像章，而且以能够佩带这个像章为荣。带像章也是有等级的，级别越高带的像章越小，越精致。我曾被赠送过一枚金日成的像章和一套中文版金日成回忆录。说是对朝鲜的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。
我过他们海关之前就把像章带上，海关人员问，你怎么会有我们伟大领袖的像章？我说，是你们国家赠送给我的呀。他们肃然起敬，从此不对我搜身。而对其他人往往就象上飞机进行安检那样严格。后来才知道，那种样式的像章只有他们国家安全部的人佩带。
在朝鲜看电影，如果镜头上出现了金日成的镜头，全场会立即起立鼓掌。和贸易人员如果谈起他们的伟大领袖，你会发现他们眼睛里马上都会闪出泪花。他们说是领袖给了我们一切。他们把金日成称为父亲，金日成的生日为太阳节。你接触任何一个朝鲜人，对慈父领袖的感恩之情都会溢于言表。
1994年7月8日，金日成去世了。2200万朝鲜人好象天塌下来了一样。我们外贸公司向朝鲜的平壤、新义州等地运送了大量的鲜花。一时间丹东的花店和当地种植的鲜花全部售罄。只好从广州空运鲜花。我也随丹东各界到新义州进行吊唁。只见新义州站前广场，金日成的塑像前，鲜花堆积成山，成千上万的朝鲜民众在塑像前跪拜，哭声连成一片。担架队不断地往外抬哭晕过去的人。救护车繁忙地穿梭。这场面大概只有在朝鲜才能看得到。
除了正面的灌输引导还有严酷的法律。朝鲜的任何部门、任何单位都会有国家安全部的派驻人员。我们进行商务谈判，国家安全部的人也会参加旁听。因此我们在谈判时从来不谈论政治问题。朝鲜还实行保甲连坐制度，如果你听到别人说对政府的不满言论不报告，也要受到连坐。据在朝鲜的华侨讲，哪个人如果今天说了对政府不满的话，一夜间这一家人就失踪了。具体被送到了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。朝鲜在经济极度困难，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情况下，居然没有人说一个不字，与他们严格地控制舆论和严酷的刑律有关。
个别的人饿的实在不行了，觉得横竖是死，也有铤而走险越境跑到中国的。但朝鲜在中国的耳目也很多，他们一旦知道这个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，就会照会中国边防。中国边防根据两国之间的协定，只能把越境的朝鲜人送回去。在朝鲜，越境出逃就是叛国罪，要处以死刑。来接人的警察不用手铐。过来后就用8号铁丝从逃跑者的手心穿过去，把手绑在一起押回去。回去后，要把叛逃者的亲属和邻居都召集在一起，让他们亲眼看着把这个人绞死或者枪毙。
在丹东有个中朝合资兴办的酒店。酒店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是从朝鲜派来的漂亮姑娘。他们在朝鲜都受过大学教育，人人会说中文，各个能歌善舞。既温文而雅又活泼可爱。面对这群宛如天仙的朝鲜姑娘，不知道多少大款垂涎欲滴，想各种办法要把她们弄到手，可没有一个得逞的。那些朝鲜姑娘给多少钱你也领不走。原因是她们都是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的坚定分子才派出国。另外，如果她们有了不轨的行为就会受到严惩，如果她们叛逃了，她们留在国内的全家人都会遭殃。
即使朝鲜的外交人员，夫妻都在国外，孩子也要留在国内，叛逃了留在国内的人质就遭殃了。
在朝鲜，能派出国的都是国家非常信任的人。出国回去后，要经过长达一个月的集中洗脑。他们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只能烂到肚子里。
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平壤国家级商社的朴科长，这个人很年轻，30岁出头，他第一次出国。入境后我请他吃饭。一顿饭没吃完，就开始腹泻了，连续上厕所。原因是他平时吃的都是咸菜，肚子里没一点油水，冷丁吃了这么多油腻的东西，胃肠接受不了。等住到一个星期，气色就变过来了，脸也红润有光泽了。
我给了他5000元人民币，让翻译带他到商店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。翻译回来和我说：那朴科长到商店一看就傻眼了，中国怎么这么多东西呀？他感慨地说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决不会相信中国现在物质这么丰富。因为他们平时听到的对中国的宣传根本不是这个样子。他看见我们的居民都把自行车放在楼下，晚上也不搬到屋里去。就问：晚上自行车也不往回拿，不怕丢吗？我的翻译说：我们这里现在谁偷自行车呀，都偷汽车。朴科长哦了一声说，大概这就是共产主义吧。
我的公司就在鸭绿江边上，星期天这个朴科长坐在江边的台阶上，望着对岸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呆，足足坐了一个上午。我问他在想什么，他说：我在想，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穷呢？我笑着说；这个问题只能让你们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同志来回答。